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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邦东–血随着每一声尖叫涌出，有着像陈年勃艮第红酒一样的深红色。每一次困难的呼吸都会切断血液涌动，犹如某人掐住了软管，直到新的一声刺耳、可怕的尖叫重新打开闸门。血流进一个铝碗里，变成了鲜红色，像多泡并正在冷却的果冻。
这不是我预料中的场景，但我想这一幕不应该让我感到意外。我在参加村子的一场春节“杀猪饭”，对于我和我身边瞪大眼睛的一个三岁男孩儿而言，这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示范。片刻之前，男孩儿的父亲李如贵——一位当地的茶农，兼这场“杀猪饭”的主人——才将这头现在命数已尽的牲畜从设在屋子旁边的混凝土猪圈里牵了出来。李如贵和他三个哥儿们挨了过去，两人各抓着一只猪耳朵，两人抓着尾巴。那头猪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不适。
又有四个男人迅速地对猪进行包抄，将它翻倒在地，每人各按住一只腿。李如贵用一条绳子缠住了猪的嘴，将嘴勒紧，而他的屠夫朋友则将一把15厘米长的刀子捅进了猪的喉咙。
血流了。
血开始凝固的时候，李如贵抠了一手指出来，滴进了嘴里，朝着我笑，示意让我也试试。我婉拒了。杀第二头猪的场景跟杀第一头时的一样。
我们的宴席有一场成功的春节庆祝活动里该有的所有元素。有非常新鲜的肉，分量也非常足；有持续了一下午的纸牌游戏，叫“捞腌菜”，类似一种用上三张牌的“二十一点”；还有自家酿的包谷白酒，已是凌晨时分仍有人在续杯。这个小村子的整个社区都出席了，有在认识“肉从哪里来”的孩子，也有经历过“困难时期”的老一辈人，他们清楚地记得那个根本吃不上肉的年代。茶农、建筑工、党政干部、老师、妈妈们——所有人都到场了。所有人，但除了一个明显缺席的群体：返乡农民工。
工人和学生集体返乡过春节的“春运”现象，被广泛报道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的确，交通部预计在春节前后的40天里有将近30亿趟旅程，有人探访故乡、看望配偶的父母，也有人出门度假。这样的旅程数相当于非洲、欧洲、美洲的总人口都坐上了飞机、火车和汽车。而在这当中，有将近2.9亿的旅客是农民工，他们在一年的其它时候潜入大城市，在工地、工厂以及任何有活儿干的地方谋生。对许多农民工来说，春节是他们回家看望年迈父母的唯一机会，甚至只有这时他们才能和往往被留给老人照看的子女团聚。
但在邦东，一座处在中国西南农村地区、有着350人的村子，在春节庆祝活动上很难看到农民工的身影。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回来，而是因为他们本未离开。我随后才发现，事情并非一贯如此。就在10年前，“出去”打工还是一种常态。不管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年轻时的好奇，还是两种原因的结合，邦东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加入了农民工的行列。但这种现象已不复存在。经济增长与国家振兴农村策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正改变着当地的生活方式和质量。
过上农民工的生活
李如贵看不出来会是我的邦东经济学老师。他有着因长年从事体力劳动而练就的结实肌肉，身材有威慑力。一条伤疤从他左眉毛伸至他的下颌骨，这伤疤是一次摩托车意外留下的唯一见证。他在那次因酒驾发生的车祸后，面部被缝合了200针。他的左前臂上看得到渐渐淡去蓝色的“李小龙”三个字——这是在酒精的作用下，自行纹的身。
1992年，在上初二的李如贵退了学，赚钱填补家用。他那时和父亲一起在当地修建土路、砍伐树木，一天收入6元。这样持续了好几年之后，他听说在边境外的邻国缅甸有其它发展机会。怀着冒险精神的他，加入了外出务工者的队伍，和同村一位兄弟一起向西边出发。
而这所谓的机会，其实存在于鸦片产业里。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缅甸是其中的一部分，在90年代中期生产着世界上大部分海洛因，即鸦片的一种衍生物。虽然李如贵没有工作许可，但当时的边境管制、禁毒工作执行地较为松散。他说道：“在马路的一边你就在中国。走过去，你就进了缅甸，站在罂粟田里面。”他和他兄弟第一年的工作是划破罂粟蒴果的果皮，提取干了的罂粟胶用于生产鸦片。
但李如贵并不喜欢这份工作，而且他也在建筑行业里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回家过春节的时候，他说服父亲和他还有他那兄弟一同回到缅甸。他们一起工作了两年，为当地缅甸人的建筑项目作业。然而，缅甸时光的结束对他们任何一人来说都不是圆满的。
内战在2001年重新燃起，对缅甸造成了严重破坏，而当李如贵和他父亲赶回中国避难时，他们的缅甸老板拒绝把拖欠的工资还清。爷儿俩劳动了两年后，空手而归。不过比起李如贵的兄弟，他们俩的情况好多了：小伙子染上了毒瘾，开始了最终导致他不幸丧身的恶性循环。
父子回到他们熟知的行业——邦东地区的体力劳动，一天长时间的工作赚取约15元。但很快大城市里金钱和冒险的魅力吸引住了李如贵。他向我解释道：“通过关系，是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工作的唯一方法。”于是，当他听说有些老乡在春节之后要去北京，他决定和他们一起出去搏一搏。
虽然有些人仍然将农村看成是“落后的”，但对于很多的农村人来说，真正高质量的生活是离不开家乡的。
当李如贵叙述自己的故事时，他的声音隐约带着那些日子里的兴奋之情，以及那种独立自主、自我发现的感觉。我们坐在屋外的一张巨型桌子前，桌面是用大树主干的一节实心横切面制成的，有点适合摆设在《最后的晚餐》那副画像里。他泡了2017年采的春茶，我们抿茶用的是小鸡蛋大小的青釉瓷茶杯，这杯子的精致显然并不会让他的男子气概减弱分毫。
在接下来六年里的每一年，李如贵都在北京做建筑，“春运”期间回邦东过春节。和他一起回来的是一年的存款，这笔钱他除了用来给父母装修房屋之外，其余的都大手笔地花在吃、喝和给红包上。尤其是红包，在社区里的身份地位似乎与里面的数额成正比。在那段时期，他成为了办公楼里钢筋混凝土结构方面的专家，参与建设了北京国贸大厦和为2008年奥运会而建的国家网球中心。在他“出去”的最后几年，他在参与的建筑项目上组建、管理来自邦东的施工队，一年赚取近10万元——在当时的邦东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然而，虽然收入不菲，李如贵渴望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他淡淡地说道：“出去太苦。”况且，他已经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他想留在家乡。而最终，是“茶叶经济”让他如愿以偿。
茶叶经济
中国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导致了茶价往往非理性的上涨。中国的茶鉴赏家可以分辨茶的类别、产地、年份，甚至茶是哪一个季节采收的。如同好的葡萄酒和陈年的威士忌，有的茶据说越陈越好，所以收藏家们开始将其囤积起来，一部分用于品茗，一部分作为投资，还有那以一公斤高达30万元价格买来的部分，可以起到高调炫富作用。
但对于中国的大部分人来说，无论贵贱，茶仍然是大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件投资工具。就像普通美国消费者购物车里可能包括的每日一杯星巴克咖啡一样，茶是中国的主要饮品。对茶的高需求在不断增长，而日趋成熟的市场正在做出响应。就在10年前，普通的邦东茶以每公斤30元的价格出售。而至今，通行价格已超过300元。且茶专家预计市场在短时间内还不会达到峰值。
在需求的引导下，几乎每一位邦东村民都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将自家土地转换为茶树种植地。他们不只获益于茶叶的高价，且在“退耕还林”、将低产耕地转换回森林和牧地的计划下，也有资格获得政府每年每亩地约100元的补贴。就这样，几乎整个邦东都投身于茶叶生产之中，有百分之90的人们负责采茶，剩下百分之10从事茶的加工和销售。
“茶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邦东的生活生产方式。突然间，定期有活儿干了，每天50到200元的工资（具体数额取决于采茶的季节和采茶工的能力）也算合适。而随着当地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在不是收茶的季节，也有许多其它零工可以打。大家在装修房子、建造加工茶的设施、开设小卖部，以及探索其它方式投资他们新发现的财富。
“茶叶经济”也意味着邦东的家庭能在一起生活了。一对年轻夫妻，十年前在云南北部以农民工的身份相遇。妻子说道：“以前的条件不像现在这样，我初中毕业就得出去干活儿了。现在，多亏了茶叶，女孩子可以一直念完高中，然后结婚、留在村子里。而且村里也有活儿给她的老公干，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分开来住了。”我感觉到她在说这段话时，正想着自己的两个女儿。与之类似：李如贵可以照看年迈的父母，他那在念初中的女儿也不需要辍学帮忙填补家用，而他的三岁小儿子全年都有个父亲的形象在家陪伴着他。邦东茶对家庭团聚来说，是好的。
但好处也有风险伴随。飞涨的价格是不是由市场扭曲所造成？急于赚钱的村民会不会使茶叶充斥市场？价格崩盘的话怎么办？一位村民承认，有10箱去年收的茶还放在他家里，每箱按说价值约3000元，不过他一直找不到买家。他安慰我说：“但即便有剩余的，我今年种茶赚的钱要比我们只种包谷、大米的时候多。”
“但是喝茶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在炉火边聊天，有一次村长朱宏这么跟我说。“如果价格不管什么原因跌到了之前的水平，人们会跳楼和喝农药自杀的。”
这是为什么朱宏在努力使自己的投资组合多样化，朝咖啡生产和旅游业做延伸。他也希望其他人会观察他的尝试，跟着效仿。“我有一次做了个实验，把房子粉刷成亮蓝色。”朱宏回忆道：“没多久，村子里好多房子都变成了蓝色。我不能直接告诉大家该做什么，但如果他们看到一个好的点子，他们是会效仿的。我想要给他们一个参考模式。”中央政府也是如此，通过所谓的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超模”
听起来鼓舞士气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久之策。就在三月份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为来年制定了九项工作目标：五是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实质上是政府在附和中共十九大期间党列下的执政重点。
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二月份中央一号文件的焦点所在，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国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反映了政府的工作重点。而在过去的15年里，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为主题。如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全国人大某代表团审议时阐述的：“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乐观主义者急于赞扬党为了实现城市和农村之间平等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而悲观主义者则提出：党内现实主义派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开潜在国内动乱。就像某官员向我透露的：“城市容易管理，少数人可以控制多数人。党和政府担心的是在农村零散分布的群众。”不管动机是什么，《第一号文件》指出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实现脱贫；到2035年，实现农业现代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2050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毋庸置疑，这是一项崇高的任务，但也是为何国家给了30年的实现期限。
邦东在实现计划目标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拿30年前的情况作比较：当时，每户人家只有一个灯泡，跟今天的灯泡相比，发出的光更像烛光。现在，家家户户有的是精制灯具、洗衣机和彩色电视。邦东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相对来说，离实现政府目标已经不太远了。相反地，在像蒋家铺那样的地方，“振兴”就不是一件易事了。
好的对话，不好的茶
去蒋家铺，没有路牌指引。村子坐落于单车道小路的不远处，有部分路面被硬化过，有部分还是土路，从邦东蜿蜒驶来要20公里。我们路过被朱宏形容为“大、丑、空”的房子——一栋由混凝土和瓷砖建成的现代独立式住宅——转上了一条无标记的混凝土车道，宽度刚好容纳一辆小车。上山坡的路曲折盘旋，经过了竹林和种着茶的梯田，我们来到了有200人的蒋家铺村。
房屋明显要比邦东的小——一层楼对比邦东的两、三层——而且在蒋家铺，如果能承担装修费用的话，不会像在邦东那样把老房子夷为平地、将新房建在上面，而是在装修内融入老旧的土木结构。
这天来访，是为了寻找在邦东已不复存在的农民工群体。
朱宏的表弟曾经在上海建筑工队里和这个村子的兄弟们一起打过工，他让我跟着来拜年。我们把车停在一条小道上，走过站在竹脚手架上的一组工人。他们停下手中的瓦工活儿，咧着大嘴笑，好奇地凝视我俩走过。终于，一位性格外向的哥们儿叫了声：“Halloooooh？”音调在后头升了起来，像是在提问。全组人被逗得咯咯笑。我招手示意，也回复了一声热情的中式“Haaalloh”，“h”是重喉音，从我喉咙深处发出。我猜想外国人应该不怎么来蒋家铺吧。
我们一路上访问了好几位朋友，最终停在吕宝红家。宝红这名字是他爷爷起的，其政治色彩在老人家那个年代不足为奇。宝红是三兄弟里最小，也是最贵的。他的父母违反了中国计划生育限制，得缴纳约800元的罚款，在当时可是一个可观的数目。因为在城市里打过工，宝红能说标准的普通话，我也因此不需要费大劲才能听懂他所说的。
“我们蒋家铺的茶不像邦东茶那样好。”我们喝着一泡宝红家的茶时，他这么跟我说道。我厌恶自己无鉴赏能力的味蕾：那茶我喝起来还觉得很棒。
他解释道：“这里更冷，而且土壤也没邦东的好，所以我们的茶更苦，卖的价钱只是邦东茶的十分之一。”
在邦东，最好的茶能卖500元或更多，但最好的蒋家铺茶每公斤只卖个区区的50元。“不好的茶叶他们得基本上送掉吧。”我看着手中免费的一杯茶，这样想到。一大垃圾袋的茶叶无力地靠在角落里。
我们聊着天，宝红母亲背上背着一竹篮子的萝卜从地里回来了。父亲在院子里忙活着，剁草用来喂牲畜。他们俩肌肤都呈深棕色，脸庞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谈起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宝红继续说道：“我爸妈还能干活，他们养牲畜，种的蔬菜基本上用于自给自足。我们的茶和包谷不够养活我们，所以这里能出去的人几乎都会出去。我就在临沧做钢筋工，因为工作才这样。”他指着自己被包扎的脚，说道。“然后我老婆在昆明的一家咖啡馆上班，我们3岁大的小孩儿在邦东，我岳父岳母那儿。”
宝红静静地说话，带着善良却缺乏自信。他的头发蓬乱，有着一张看起来真诚的脸，其应该露出的笑容似乎比实际露出的要多。他继续说道：“我们会很乐意回来这里一起生活，我们也这样打算。但不容易啊。这里没活儿干。那些在村口搞建筑的——他们过几个星期就不会在这儿了。他们也都会到其它城市去找工作。”
“我们也在考虑搬到邦东去照顾我老婆她爸妈。”他接着说道：“那里我们可以种更好的茶，应该可以过得不错。不过那儿不是家。”
急迫的叫喊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着火啦！着火啦！”左邻右舍从家里冲了出来，仰望山坡，一栋老木屋的顶上火舌舐动。我们跑上一条土路捷径，来到一处，村民们正着急地从水池和水管里接水装桶。我加入了一列村民队伍，跑着将水桶从一位邻居的水井送上木屋。但我们的水桶填补得太慢了，水对熊熊烈火也只能起丁点作用。
忽然，一阵火光从倒塌的屋顶喷射出来，屋里的一堆柴火被点燃了。烟很浓，空中满是漂浮的灰烬，像春天下雪一般。村民们尝试挨得足够近、将水抛向火焰时，因为热浪他们身体是收缩的。我们很快意识到已无力挽回这栋建筑，所以把精力转移到浇熄邻接的混凝土住宅上。一个年轻人用一条长木杆敲倒了剩余的几片屋顶盖板，这样它们才不会同样燃烧。最终，混乱的场面变为了一群驻足围观的群众。木屋烧焦的废墟冒着烟，已没东西可以被烧毁或挽救了。
那天傍晚，吃完了由煎香肠、芥蓝汤和米饭组成的一顿晚餐，我们蹲在矮凳子上，在宝红家的厨房里烤火，厨房基本上就是一个墙壁被烟熏黑的混凝土箱子。“今天的风特别大。”宝红在推测是什么引发了这起火灾，他说道：“他们应该是在做饭，然后火势失控了。还好那间屋子只是用来做饭和放东西的，没人受伤。”他继续说道：“要重建那屋子不便宜，可能得三万元，不过他们应该没事儿。”
除了一盏单独的灯泡和火的微光，我们基本上坐在黑暗里。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停顿，宝红继续说道：“生活并不容易，但起码不像我小时候那样。”宝红生于1988年——吉祥的龙年，但成长时中国改革开放效应仍然很难触及偏远的云南农村。“有得吃的只是包谷，而就连那个我们也得跟牲畜分着吃。很多时候我们就只能挨饿。”我看了眼宝红的父亲。他抽着他的手工竹烟斗，会心的眼神保持着沉默。宝红总结道：“这里的日子不好过，但比以前的日子肯定好过多了。”
从落后到美丽
有些地方像蒋家铺一样没什么优势——没有经济作物，除了村民年复一年从外面带回来的一张张钞票，也没有经济资本。“振兴”是个高投入且缓慢的过程。虽然邦东看似表现得不错，但它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茶叶价格下滑的风险仍然是个严峻现实。
在去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上，中国正式调整了国家发展战略的焦点，从高速增长转移到高质量生活，其中包括解决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此外，主席连任期限已被废除，习主席有足够时间确保这方面的工作开花结果。虽然有些人还是将邦东、蒋家铺看成是落后的，但对于许多农村人来说，真正高质量的生活是离不开家乡的。这意味着“乡村振兴”条件的成熟，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更多地方会像蒋家铺和邦东那样，慢慢地改变发展阶段，朝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时代进发。
回到邦东，当月亮开始升起，月光洒落在李如贵的杀猪宴上时，母亲们开始将自己睡着了的孩子拴在背上、背他们回家。十四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捞腌菜”，而有双倍的人围着他们，提供解说。老同学们和他们的初中老师相互敬着一轮又一轮的白酒。还有人蹲在火盆周围，啃着葵花籽。
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明白那种追寻机会的动力，即便机会存在于国家或世界的另一边。但确实家乡是不能被取代的。我理解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的重要性。我理解举全村之力来养育一个孩子的价值所在。我也不再好奇，而是欣慰在这村宴上，农民工是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