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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邦东——上车的时候我有点倒胃口。距离我第一次在中国乘坐夜班大巴已有十多年了，而我眼前这一幕瞬间让我回想起为什么那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两排铁架做成的上下铺分别靠着大巴两侧的窗户，还有一排从车的中间延伸下去。床铺不比我肩膀宽，每张床上有它自己的薄荷绿色小枕头和折好的橙色铺盖。驾驶员在我上车时候给了我一个小塑料袋，感觉既细心，又有所预兆。
大巴车上气氛活跃，乘客们各自安顿下来。两个大学生年纪的女生把她们的名牌购物包塞在了床脚的位置。中年男人们摊在了他们的窄床上，脸庞映出从智能手机传来的光。穿着丝袜的脚从上铺搭了下来。尖细的中文流行音乐弥漫在车上，人们嚼着在长途汽车站一定能买到的小吃——葵花籽、香辣炸洋芋、加工过的香肠。不流通的空气，夹着发霉的铺盖、出汗的脚、香辣的调料以及咸香的肉散发出来的气味，让我更倒胃口了。
两条过道，各不足半米宽。所以我只好侧着身子、拖着脚步，小心地越过磨薄的袜子和好奇的注视，去往14号床。我惊奇地发现，床的长度差不多刚够容纳腹语表演者的一只玩偶。
“我好像被误安排在一张儿童床上了。”我带着一丝忧虑，和大巴乘务员解释道。
“没搞错。”她回答道。地方口音与普通话的细微差别需要我全神贯注。“床铺本就是不同大小的。32到36号床还空着。要是它们大一些的话，你想换可以换。”
10年前，云南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农村人口还不能直接享受到硬化过的道路。而现今道路正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我再次缩着身子朝过道远端走去时，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巴车后排的五人床位我是有所耳闻的，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的陌生人在晚上得同步翻身。然而，给予我莫大安慰的是，我找到了32号床，那是一个上铺靠窗的位置，它居然和我的尺寸完全对等。我的头和脚贴在了金属隔板上，肩膀享受到了两旁护栏紧紧的拥抱。但当我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安置在这夹层间，我不禁笑了。这一刻酝酿已久：我终于在路上了。
我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生活了十年有余，在不同领域以及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台北——工作过。我学习了汉语，获得了中国研究硕士文凭，也紧跟实事动态。对于中国，我知道得足够多，以致我知道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但是，我的体验无疑以城市为主，加深我对中国的认识的大部分声音也都来自都市人：朋友、学术研究人员以及有着自己独特但还是都市视角的生意人。我对于农村人口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现今5.9亿的农村人口还是占据中国总人口的将近一半。
作为Institute of Current World Affairs（ICWA）的研究基金得主，我终于有机会以中国云南省屹立在澜沧江边的茶山为据点，来填补自己知识上的空缺了。接下来的两年，这一地区的邦东村将是我的家，我的邻居是村里的350位居民。我将在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的空前发展期，亲身体验农村生活及其转变。
云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角落。面积和人口与西班牙相当，是中国最具民族、地理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云南省以民族最多为其亮点，既有北边顶部积雪的喜马拉雅群山，又有南边和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热带地区。云南也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因为云南是个多山的内陆地区，耕地面积和贸易都受到了限制。就在10年前，云南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农村人口还不能直接享受到硬化过的道路。这里与我之前生活过的巨型城市，至少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我在一年前第一次访问邦东村，那时我刚好在填写ICWA的研究基金申请。在修路和房屋改造的过程中村子呈现着变化的脉搏，基本上就像是云南省乃至中国转型的缩影。因此我认定邦东会是一个理想的据点，在邦东我能建立友谊、进行观察，访谈以及写作。这趟从省会昆明出发的夜班车是我未来两年旅程的第一步。
躺在32号床上，我翻过身面向窗户，将带有霉味的橙色铺盖拉紧至我的下巴，我的气息是看得见的雾，从体内呼出。夜幕笼罩着农村，和我认识的城市里24小时都有的霓虹灯、嗡嗡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上海那带有未来感的天际线离我很远，北京的堵车只不过是一段模糊的记忆。
村子将会怎样看待我的到来？我会住在哪儿？建立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邦东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在接下来的两年会发生什么变化？而我又会怎样改变？
关于未来的路，我脑海萦绕着许多问题。我闭上眼睛，心中哼起了80年代长发金属乐队“白蛇”的著名歌曲，脸上露出了微笑：“如今我再度独自远离，走向那条我仅知的唯一道路。”大巴车隆隆作响，但除了我内心的歌曲以及在黑暗中嗑葵花籽的“合唱”，万籁寂静。
想致富，先修路！
拂晓，抹去窗上的气汗水，迎接我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属于都市的刻板、单调摇身一变为一幅草木茂盛的景象。山坡被一阶一阶种着翠绿庄稼的梯田以及土墙覆盖着，犹如一个原物大小、披着一张巨大绿斑马皮的立体沙盘模型。黄色的小雏菊和紫色的九重葛嗖嗖飞过。被塞进适合马太大小的床铺的我其实睡得挺好的，对于耽误了我们数小时的道路施工、交通事故、凌晨两点到五点的司机强制休息时间都全然无知。晚上也只听到一个人用了塑料袋。
行驶了15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临沧，一座有着35万人口的普通三线城市，这是离邦东最近的城市中心。我换乘一种被称为“面包车”的迷你客货车，因为酷似一条方形面包而得名。 在等待坐满车上的七个座位，也就是最大的法定载客量的时候，乘客们出于礼貌互递香烟。司机李师傅每天只开一趟往返车，而三小时的车程每人收费30元，所以李师傅得想方设法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终于，带着九个乘客和满满一后备箱的快递包裹，我们出发了。
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途经山谷边缘零落的屋舍。鸡、犬懒悠悠地漫步过柏油路面。一头猪发出了尖叫声，在空中狂舞着四只猪蹄，六个成年男人将其按倒在地。正值“杀年猪”时节，“杀年猪”是一个传统冬季社区聚会，人们烧烤非常新鲜的猪肉，也为来年准备香肠和腊肉。
坑坑洼洼的路面很快缩至一个半车道宽，也降级为砂石土路。李师傅一刻也没停下来：朝驮着一家三口（包括背在包被里的宝宝）的摩托车按喇叭；急转弯式地绕开了载着床褥和家具的小型货车；咒骂那些没及时给我们让路、或没给我们足够空间超车的水泥车。我们在面包车方条车”里像摇头娃娃一样摆动着，而李师傅下嘴唇上的香烟无力地挂在那儿，似乎不受这骚动的影响。
我们沿着溪水边的一条土路前行，接着又攀过了一个山口。成堆的石头、砖块蓄势待发，为的是改造护土墙或替换破旧的木质结构房屋。樱花和羽毛似的竹子叶片模糊地在车窗外驶过，同它们一道驶过的还有以蓝白、红黄、白绿等颜色配搭粉刷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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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致富，先修路
而路，确实是在修的。我在介绍性的博文中提到的玉临高速，一条上亿元的跨区域干线，去年春天只不过是一排混凝土支架，现在居然看似一条公路了。玉临高速已经显著地改变了自然景观，以及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对未来的期望。高速在2020年通车后，现在从临沧出发的三小时过山车之旅，将变成去往乡下的一趟30分钟、风景优美的短途旅行。从昆明出发，原本耗费我整整22小时的旅程，将会变得只需四个小时。邦东的茶与咖啡曾经因为处于中国内地深处、脱离外部而难以获取。现在他们正准备进入新市场。此外，邦东自身也迫不及待迎接云南经济里最具变革力量之一的旅游发展。这股力量已大力覆盖全省，从位于喜马拉雅群山的香格里拉藏族小镇到热带西双版纳的傣族民族村，还包括这两地之间的各个古城、文化遗址和少数民族村寨。
公路在为云南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也正是我来这里的研究对象。因此，当我搭上了三个二十来岁工人的顺风车——他们在玉临高速作业——完成抵达邦东前的最后一段路程，几乎有种冥冥中自有安排的感觉。我的面包车停在了终点站坡头镇，此处离邦东村还有将近10公里，所以我站在街角，竖起了怀抱希望的大拇指。三个年轻男人在工地呆了数周之后，要回家和妻儿共度一个三日的假期，他们以好奇的咧嘴笑容和表示礼貌的香烟欢迎我上了他们的卡车。正是这些在云南各地制造变化的双手，送我完成了最后一段路。我拿着一个行李箱、背包和尤克里里到达邦东村，疲惫又高兴回到“家”了。村长朱宏以他一贯的笑容出来迎接我。“早上好！”他用英语说道。时间是晚上八点钟，我也准备好了，在一张真正的床上躺下。
国际大土路
农村迎新入门课程第二天早上开始，使用的不是ppt，而是一把锄头。朱宏把农具交给我的时候以一声爽朗的“晚上好！”跟我打招呼。他选用的问候语不是说明他的英语差，而更多是因为他有个奇特的幽默感。他喜欢笑，笑容闪出的白色对比着他黝黑的皮肤——这证明他的童年是在农村阳光下度过的。
朱宏在其它方面也不按常理出牌。身高约一米六的他，不魁梧，留着常常梳成马尾辫或男士发髻的齐肩长发。他的兴趣和想法已使他成为邦东村的一位多才多艺人士。喝着自家种的咖啡，他大谈道家哲学。他吹着自己的木笛子欢迎早晨的云海。他召集朋友们一同展示传统茶艺、打奏手鼓。他以自己的陶艺和书法装饰住处。
朱宏不遵循常规的想法促使他曾在15岁时离开了他那传统、“落后”的村子。口袋里装着30元，不为父母所知，他出发到南方港口城市广州的工厂里寻求发财的机会。似乎经历了一辈子之后——打工、帮派、雷鬼头、乐队、手艺人、自由的精神和迷失的灵魂——朱宏在31岁时回到村子定居。父母年迈，而城里的生活使他对田园农村有了新的向往。回家时他带回了助邦东村进步的新点子和外部资源。他的主动让他于2016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村长。选举时他在外地，上一届村长给他打去电话通知说：“快回来，你做村长已经有三天了。是时候干活儿了！”
云南的对外贸易以每年超过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云南不再是个死胡同，它是一座对于国际贸易和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日趋重要的桥梁。
今天的集体劳动日是朱宏的主意。村子从村土地上砍伐了树木，朱宏未将小额收益平均分发给每个村民，而是把钱放在了一份村基金里。基金让邦东村可以从邻村雇用一架挖掘机和一位驾驶员，建造一条新的生产道路，为邦东居民提供更便捷的方式通往自己的土地和隔壁的村子。山间已经有一条蜿蜒的小土路，这是由村民长年累月从土地来回走动之后踩踏出来的。本周的目标是将这一辆山地自行车宽的山路，扩宽成可容纳一辆卡车的土路。
挖掘机朱宏租了五天，他要求每户人家派一位代表参与五天工作日里至少两天的劳动。我加入了20位村民的行列，有老有少，每人拿着锄头，朝山路出发。年轻的男人们穿着牛仔短裤和塑料淋浴凉鞋，脚趾头就暴露在距离砍入土地的工具几厘米远的地方。父辈们穿着轻薄夹克、牛仔裤，以及印着迷彩图案的帆布鞋。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在腰部的皮带上挂着弯刀。女士们为了躲避阳光的照射将自己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的，佩戴着多姿多彩的帽子：尖顶茅草帽、圆顶稻草帽、粉红太阳帽、一顶红色费多拉帽，以及一顶粉色的棒球帽，上面镶着以银色亮片组成的几个字：“Girls Style Attitude Beauty”。
我们到的时候，挖掘机已经在辛勤劳作了。一位身材娇小、三十来岁、穿着时髦的破洞牛仔裤和时尚踝靴的女士操作着控制台，让挖掘机砍进山腰、挖出大石、弄平地面。我们进驻到挖掘机的后方，清除植被，为地表径流挖一条排水沟。村民们的动作熟练果断。而我，很难跟得上他们，也已经感觉到手在起水泡了。
“你们美国人不需要在户外这样干活儿。”一位村民以既像声明又像询问的口气说道。这句话或许反映了我平庸的表现。
“美国像中国一样大，有城市也有乡村。”我解释道。“我是在更为乡村的地区长大的，所以我们家经常在户外干活儿。不过那是15年前了！”我边补充，边揉着已经酸疼的后背。
“每15年干一次对你有好处。”那位老乡开玩笑道。“和你一起修我们的国际大土路，邦东以这样的双边合作为荣！”
渐渐地，我们的人数增加至30多人。每新来一人，大家都会互发一圈香烟。往往只有两到三人在铲土，其他人倚靠着锄头聊天、观看挖掘机工作。终于，会有一位村民——通常是那些还在锄地的其中一位——叫道：“干活的！”随后再次尘土飞扬。
我们工作时有一种目的感，我甚至敢说是一种革命同志间的使命感。我们挤在一起的一堆人跟在挖掘机后面一寸一寸地往前挪，肩并肩，每位挖掘者在前进之前会铲除几铲土。这个过程没有精准计算、协调，但不知怎么的在我们后方出现了一条半米尺深的排水沟。
接下来的五天，我们清除了三公里长的路，一路上铺设了许多排水涵洞。我也收获了几个水泡和一个非常酸疼的后背。但最让我触动的是我感受到“社区服务”概念中存在微妙、细微的差别。我成长过程中曾为荣誉社团和教会青年社团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不过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些项目的“社区感”往往有所欠缺。项目服务的对象我并不认识，也再也不会见到。邦东的生产道路工程是一次清新的体验，因为工程是为了改善村子，由村集体自主发起、自己投入时间与金钱的——一个全民共有、全民共治、全民共享的服务项目。
第二周，朱宏给临沧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介绍了生产道路的重要性。朱宏由村民摇身一变成了手艺人，颇具地方名人的色彩。所以村民们也习惯于有来访的摄制组跟着他在村子里转。这次的摄制是为邦东茶做一个特辑，对村子来说是好的公关机会。而一位外国友人，戴着尖顶草帽、做体力活，总是能夺人眼球的。
当镜头从三个不同角度捕捉村长的介绍时，我和他，连同其他几位村民，重现了挖排水沟的场景。“以前，我们只能徒步、背着这些篮子到达庄稼地。”朱宏说道。“那是个缓慢的过程，我们也只能背一小点。有了这条路，以及政府在我们地区建设的新公路和高速，我们可以很容易而且大批量地运输我们的茶了。这将颠覆之前的格局。”
除了提供更便捷的方式到达市场，出售农产品和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新的公路和高速也将缩短行车时间，降低获得医疗、学校以及其它重要社会服务的成本。最近的医疗设施现在离村子有三小时的路程，迫使居民要么延迟治疗，要么从受过有限医疗培训的当地人那儿寻求次级的医疗服务。虽然村子拥有一所小学，但初中却在10公里外的镇上，学生们往往在学校寄宿，只有周末才回家。有雄心进一步追求高中教育的学生必须在更远的学校寄宿——位于需要三小时到达的临沧市。以朱宏7岁的侄女久久为例：为了在一所更好的小学上学，她和母亲就居住在市里。只有在学校偶尔放假的时候她才会回到村子看望父亲。这类为了工作或上学而让直系亲属分开的居住安排在中国实属平常。
通往启示的“路学”
当然，像邦东那样的生产道路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繁荣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在美国，连接农场与市场的公路为现代农业铺平了道路。随着科技与农业技术的发展，农户们可以在更大面积的土地上耕作，为更多的人口供给粮食。50年代初期，我自己的父亲就在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麦农场长大。他回忆起连接农场与市场的公路对自己的农村社区的意义时，告诉我：“每英里左右，那些路会在平坦的农田上交错。其中有的不过是有着两条车辙的土路，但通常它们是我们将收成送达最近铁路线的唯一途径。”
“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并不只是空洞的宣传词。每五年，中国的中央和省级政府会制定一个计划，为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和社会政策。云南2016到2020年的“十三五”计划，给公路和水路基础设施投资拨款超过5000亿元。到了2020年，云南计划将省内的公路网络扩张25%，即长度达25万公里，并通过高速连接每一座县城。党和政府是说到做到的。
公路基础设施是中共于2020年消除农村贫困的战略核心。在2018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提醒了全国这个雄心勃勃的脱贫目标，以及已经取得的进步。光在2017年，一千万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就脱离了困境。而得力于政府补贴，其中的340万人在新房子里庆祝了新年。
邦东的许多人被纳入上列数据中。而修建公路的资金，也正在向邦东注入。我们在整修国际大土路的时候，一个施工队正在浇筑村里的一条水泥路。这条路长约两公里，将连接邦东的各家各户，并且将消费掉由市级和省级政府资助的约300万元。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设备和建筑费用都是非常昂贵的。
一位帮助村子争取到政府资助的地方官员对发展信心满满。在朱宏家举行的新年烧烤活动上，他分享了政府的中心愿景。他说道：“云南80%的公路已经建成了，政府致力于完成这项任务。不是是否完成或何时完成，而只是怎样完成。许多户人是分散、偏远的，所以需要仔细规划。但我们能做到。”
政府关注的不止限于中国境内。根据云南的“七出省五出境”规划，公路不止会连接云南的每座县城，也会连接邻国。连接云南与整个东南亚的泛亚洲铁路已经开始施工了，铁路将一直延伸至新加坡。在过去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云南的对外贸易额已经在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迅速增长。当这些公路铁路项目竣工之后，云南在中国保持经济增长态势的策略里只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云南已不再是一道死胡同。她是一座桥梁，对国际贸易和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起到日益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宏没跟电视机镜头分享的是，公路并不是脱贫的万能药。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外，农村地区还需要提高生产力和产品品质，并且改善农业劳作方式。此外，公路带来的有好处，也有坏处。公路可以威胁自然环境，破坏降雨排水。它们带来尘土、噪音污染，以及交通事故。它们还会使人口及毒品贩卖变得更为便捷。云南和缅甸、老挝、越南共享一个4000公里长的多孔边界，得时刻保持高度警戒，阻止毒品流入、人口贩卖、嫖娼活动还有艾滋病的传播。尤其是在边境口岸，主要涉及长途卡车司机这一群体。在我前往邦东的22小时旅途中，路过多个边防检查站，这提醒了我云南所具有的独特现状。
基础设施的维护亦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在近期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声明中，分享道：“中国在扩张本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在投资这块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下一阶段，中国将需要把注意力转移至这些资产的维护上。”一条通车两年、为了连接邦东和隔壁乡镇而建设的砖路，已经印上了深深的车辙。呈波浪形的一排排砖滚过路面，为在玉临高速上做建设的卡车所带来的繁忙交通做佐证。
但邦东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远比尘土、毒品、失修更加让朱宏担忧。我和他坐在他的户外壁炉旁，一个用三层砖砌成的简单长方形。他的头发松松地搭到了肩上，因为傍晚洗了澡，还是湿的。朱宏身着一件名牌芥末色羊毛衫，是他最近一次去省会时买的。一件手工制的带柄陶罐坐于火焰中，里面是朱宏为我们烤的茶，是他最新采摘的一批茶里的一小部分。
当朱宏凝视着火光，他的表情变得若有所思，一改他往日的轻浮。“我担心这村子在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道。“我害怕公路会带来太多的钱。这里的人不知道怎么花钱——他们从未拥有过钱。他们把它花在又大又丑又空的房子上。他们会把钱浪费在汽车、赌博、女人身上。没人会出来参与集体劳动日了。”
村子已经在沿着公路将庄稼和孩子们送走了。它的身份特征会跟着消逝吗？
无论丰腴困厄，交通带来的是改变。中国的大规模公路建设已经催生了一个处在发展初期、研究此类改变的学术领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酷炫的新词：“路学”。“路学”聚集了一组跨领域、多元的学者——其中有人类学学者、民族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地质科学家——来研究公路与文化和一个地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将丝绸之路或美国66号公路比喻为输送文化和发展的管道；或者研究连接农场与市场、转变北达科他州我父亲的农村社区地形面貌的“公路”。
是“路学”把我带来了邦东。为建设那位政府官员所提到的最后20%的公路，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这20%当中，若非全部，也至少是大部分路段将于我在这儿的两年内，就在我眼前建成。带我来到邦东、有着塑料袋和发出尖叫声的猪的那条路，很可能在我旅途结束时，不再是带我回家的路。
当火减弱至发红的灰烬时，我和朱宏道了晚安。“早上好！”他笑着回答。我沿着路去散会儿步，一轮半月为我在波浪形的砖路上点亮了方向。我路过了其中一栋大、丑、空的房子，去年还只不过是一层吐露钢筋的混凝土地基。山谷的另一边，在闪烁的房屋灯光中，唯一的一块红绿色霓虹告示牌发着光。牌子是首次出现在这儿，也是自我上次来访后新设的。邦东正在改变。想到接下来的两年，我笑着寻思：我们俩谁会改变得更多呢？
此文由李明玖翻译
作者简介
吴马太（Matthew Chitwood）在ICWA研究基金项目为期两年的支持下，正生活在中国最西南的省份——云南的农村。在他的“家乡”——有着350位居民的邦东村，满是种植着茶、核桃和咖啡的山坡，这些作物是他邻居们的命脉。马太的研究和写作关注到云南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怎么样改变着云南的人民、土地、经济和社会治理。马太已在大中华地区——北京、上海、昆明、台北——工作了将近十年。他的工作经验横跨商业、教育、慈善等领域，其中包括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美国国务院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的工作经验。最近几年，马太为CET、CIEE以及Where There Be Dragons等国际留学项目进行项目开发、管理与指导。马太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颁发的中国研究和国际经济双硕士学位。他也完成了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联合证书项目。马太本科就读于西北拿撒勒大学——一所私立的基督教文理学院，期间他选修了国际商务专业，也参与了基督教学院和大学委员会（CCCU）在中美洲的留学项目。马太会说汉语和西班牙语，且热衷于钢琴、手风琴及尤克里里的弹奏，此外还是扔飞盘的一把好手。